《秋菊打官司》: 乡土中国的困境

 明晖   2020-04-12 23:54   96 人阅读  0 条评论

建国前,农村是依靠血缘形成的家族村落。它由父系形成一个小家庭.,随着人口的增进,逐渐变成一个大家族,进而形成一个单姓的村落,这个村落与地名是合二为一,比如我们熟悉的李庄,陈家村等。它的流动性非常的缓慢,大多“生于斯,长于斯,死于斯”,是一个稳固的社会形态。


在村落里,依靠世代继承的乡约民俗管理村落,它潜默移化地响村民,是村民心照不宣的产物,而执行管理权的是村落里的长老。他们是家族的年长者,在一个依靠血缘伦理的家族社会里,尊老老是普遍的传统,加上农业社会是一个经验社会,年长者的经验更足,因此长老就是村落权威的代名词。


在这样的村落里,“好事不出门,坏事传千里”,人们通常讲究面子,所谓的面子就是不在村落群体面前出丑,如果犯了坏事,那可是一辈子洗刷不了的污点,永远抬不起头来。为了村落秩序的稳定,如果发生冲突,大多息事宁人,如果一个村子发生了丑事,会尽量避免传播。如果闹大了,要听从长老的裁决,不管对错,先要犯事双方数落一番,相当于各打五十大板,再依据乡约民俗进行处置。


因此,村落是一个相对成熟的自治聚落,长老士绅是自治的重要力量。他们年轻时曾入仕途,熟读四书五经,谙熟孝悌礼义廉耻,年老退休后,成了村落自治的中坚力量。因此,从某种意义上而言,村落就是一个微型的儒家伦理社会。


这种村落经过上千年的发展,已经有了非常成熟的自治模式和运行规律。尽管古代是专制中央集权的帝国,但是它的触角只是伸到县一级,也就是说,广大的乡镇村落仍然是自治的。这种自治是一种教化自治,讲究的是礼治,追求的是安稳,目的是息讼,乃至无讼。


可是,这样的自治村落,因为政治原因嘎然而止了。土地改革动摇甚至结束了这种自治模式,“打土豪,分田地”,既铲除了村落自治的有生力量——那些有权威的长老士绅,更消除了这种自治的根本,原来属于大家族的土地,被平分给一家一户,血缘联系的纽带被外力扯断了,依此而生的乡约民俗也在一瞬间轰然倒塌了。


原来稳定的村落出现了“千年未有之变局”,那一切熟悉的秩序已经荡然无存,为了避免混乱,必须重新设计治理规则。是全新的自治,抑或是外力的它治?我们选择的是后者,但是后者显然有很多症结。


在经历土地改革、人民公社、“文革”等运动后,短短几十年间,村落与之前相比,早已是改天换地。这是一种官方组织下的村落,是对上千年形成的稳定村落的战胜。政权下移到最基层,靠血缘纽带维持的稳定秩序瓦解了,法律取代乡约民俗。


垂直政权不单单取代长老士绅,更深层次的在于取代地方自治。听命于中央的官吏是所谓的“公家人”,不再是处处为村落着想的长老士绅,他们由公家任命,不再由村落全体成员公认。由官方选举的“公家人”良莠不齐,不再是村落的权威,由此带来的后果是“公家人”与村民的利益相冲突,并酿成惨剧。


秋菊打官司》就是这种矛盾的扩大化,村长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:公家人还是为公家人着想。因此,当他看到市复议书上只是增加五十元的罚款时,还固执的认为是他的上级给他面子。


而且,村民对官员是处处尊敬,这与几千年形成的“父母官文化”有关,这是一种家长式的权力,百姓都是它的子女,对它是一种奴性的顺从。比如秋菊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:“你是村长嘛,打两下也没关系,但你不能往人要命的地方踢。”


原来的父母官是县一级的,中间有长老士绅的缓冲带,现在,父母官直接下移,带来的后果就是政权与村民的直接接触,而这种接触由于没有长老士绅的缓冲,往往是暴力的。电影里,官方不允许在承包地搞建筑的文件,借由村长传达给村民时,正好与秋菊家建辣子楼相冲突,而这种冲突没有合理的方法解决,带来的结果自然是暴力。


我们知道,稳定的村落里,长老士绅是村民矛盾的调解人和仲裁者,他们也是一家之长,在儒家伦理的关系里,他们拥有绝对的话语权。而这套话语权是村落经验的长时间积累,是具有公众认同性的乡约民俗,更重要的是它是处理各种关系的准则,这些准则都是基于儒家伦理的,比如孝悌忠信,也就是礼法。


在这套话语语境下,它自有一套成熟的矛盾处理规则,因为它经历了时间的沉淀,比如父为妻纲,就是一种父权社会,妻子的地位远远低于丈夫。而在电影里,秋菊不顾丈夫的劝阻,一次次的打官司要说法,就是对父权社会的一种挑战。因此,就某些方面来说,村落社会的解体带来了许多好处。


但是,这是教化自治的一次彻底失败,这种失败很大的因素是人为的,或者是官方意识的绝对胜利。教化自治其实是一种成熟稳定的地方自治,教育、农业、医疗卫生都是自治的,而这种自治带来的好处就是村落的稳健发展。当官方政权下移时,这种自治彻底消失了,取而带之的是西方文明语境下的法律。


法律原本是一种基于民意的一种社会契约,人们重视法律的制定和施行,是必须遵守的强制规定,它是衡量社会进步的标志。但是,当西方的法律开始运用于中国大地时,它发生了很大改变。就如台湾作家柏杨在其著作《丑陋的中国人》所说的:“中国社会就是一个大染缸,不管什么好东西放入这个染缸,都会变质。”


在中央集权的背景下,法律不再是契约,而是官方推行其意志的一种手段。比如在电影里,计划生育政策刚推行不久,秋菊的丈夫骂了没有儿子的村长,而被村长打了,最后惹出一系列官司,再与现在的二胎政策相比,谁说法律不是官方意志的体现,哪儿还有公民的选择自由呢?


而另一种变质,就是“父母官文化”,在爸爸式的管理下,他们不敢质疑法律的合理性,盲目地认为只要是官方的,必须要遵守。而这种盲目,与教育息息相关,而在“党性教育”的背景下,是不会有正统的法律理念的传授的,遑论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农村了。


而在电影里,秋菊完全是一个法盲,与其说她是在打官司,不如说她靠着“要一个说法的韧劲”,在处处碰壁后,仍然对法律不理解。影片结束,秋菊定格在马路上,望着压着村长的囚车远去,正是这种法盲性质的深动诠释。


《秋菊打官司》是一部真实的现实主义题材电影,反映了上世纪农村治理的种种问题,而这些问题今天仍然还在延续,我们的出路在哪里?或许根本没有路,除非有真正的民主和自由,可是,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,但是,总会到来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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