建国前，农村是依靠血缘形成的家族村落。它由父系形成一个小家庭.，随着人口的增进，逐渐变成一个大家族，进而形成一个单姓的村落，这个村落与地名是合二为一，比如我们熟悉的李庄，陈家村等。它的流动性非常的缓慢，大多“生于斯，长于斯，死于斯”，是一个稳固的社会形态。

在村落里，依靠世代继承的乡约民俗管理村落，它潜默移化地影响村民，是村民心照不宣的产物，而执行管理权的是村落里的长老。他们是家族的年长者，在一个依靠血缘伦理的家族社会里，尊老爱老是普遍的传统，加上农业社会是一个经验社会，年长者的经验更足，因此长老就是村落权威的代名词。

在这样的村落里，“好事不出门，坏事传千里”，人们通常讲究面子，所谓的面子就是不在村落群体面前出丑，如果犯了坏事，那可是一辈子洗刷不了的污点，永远抬不起头来。为了村落秩序的稳定，如果发生冲突，大多息事宁人，如果一个村子发生了丑事，会尽量避免传播。如果闹大了，要听从长老的裁决，不管对错，先要犯事双方数落一番，相当于各打五十大板，再依据乡约民俗进行处置。

因此，村落是一个相对成熟的自治聚落，长老士绅是自治的重要力量。他们年轻时曾入仕途，熟读四书五经，谙熟孝悌礼义廉耻，年老退休后，成了村落自治的中坚力量。因此，从某种意义上而言，村落就是一个微型的儒家伦理社会。

这种村落经过上千年的发展，已经有了非常成熟的自治模式和运行规律。尽管古代是专制中央集权的帝国，但是它的触角只是伸到县一级，也就是说，广大的乡镇村落仍然是自治的。这种自治是一种教化自治，讲究的是礼治，追求的是安稳，目的是息讼，乃至无讼。

可是，这样的自治村落，因为政治原因嘎然而止了。土地改革动摇甚至结束了这种自治模式，“打土豪，分田地”，既铲除了村落自治的有生力量——那些有权威的长老士绅，更消除了这种自治的根本，原来属于大家族的土地，被平分给一家一户，血缘联系的纽带被外力扯断了，依此而生的乡约民俗也在一瞬间轰然倒塌了。

原来稳定的村落出现了“千年未有之变局”，那一切熟悉的秩序已经荡然无存，为了避免混乱，必须重新设计治理规则。是全新的自治，抑或是外力的它治？我们选择的是后者，但是后者显然有很多症结。

在经历土地改革、人民公社、“文革”等运动后，短短几十年间，村落与之前相比，早已是改天换地。这是一种官方组织下的村落，是对上千年形成的稳定村落的战胜。政权下移到最基层，靠血缘纽带维持的稳定秩序瓦解了，法律取代乡约民俗。

垂直政权不单单取代长老士绅，更深层次的在于取代地方自治。听命于中央的官吏是所谓的“公家人”，不再是处处为村落着想的长老士绅，他们由公家任命，不再由村落全体成员公认。由官方选举的“公家人”良莠不齐，不再是村落的权威，由此带来的后果是“公家人”与村民的利益相冲突，并酿成惨剧。

《秋菊打官司》就是这种矛盾的扩大化，村长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:公家人还是为公家人着想。因此，当他看到市复议书上只是增加五十元的罚款时，还固执的认为是他的上级给他面子。

而且，村民对官员是处处尊敬，这与几千年形成的“父母官文化”有关，这是一种家长式的权力，百姓都是它的子女，对它是一种奴性的顺从。比如秋菊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:“你是村长嘛，打两下也没关系，但你不能往人要命的地方踢。”

原来的父母官是县一级的，中间有长老士绅的缓冲带，现在，父母官直接下移，带来的后果就是政权与村民的直接接触，而这种接触由于没有长老士绅的缓冲，往往是暴力的。电影里，官方不允许在承包地搞建筑的文件，借由村长传达给村民时，正好与秋菊家建辣子楼相冲突，而这种冲突没有合理的方法解决，带来的结果自然是暴力。

我们知道，稳定的村落里，长老士绅是村民矛盾的调解人和仲裁者，他们也是一家之长，在儒家伦理的关系里，他们拥有绝对的话语权。而这套话语权是村落经验的长时间积累，是具有公众认同性的乡约民俗，更重要的是它是处理各种关系的准则，这些准则都是基于儒家伦理的，比如孝悌忠信，也就是礼法。

在这套话语语境下，它自有一套成熟的矛盾处理规则，因为它经历了时间的沉淀，比如父为妻纲，就是一种父权社会，妻子的地位远远低于丈夫。而在电影里，秋菊不顾丈夫的劝阻，一次次的打官司要说法，就是对父权社会的一种挑战。因此，就某些方面来说，村落社会的解体带来了许多好处。

但是，这是教化自治的一次彻底失败，这种失败很大的因素是人为的，或者是官方意识的绝对胜利。教化自治其实是一种成熟稳定的地方自治，教育、农业、医疗卫生都是自治的，而这种自治带来的好处就是村落的稳健发展。当官方政权下移时，这种自治彻底消失了，取而带之的是西方文明语境下的法律。

法律原本是一种基于民意的一种社会契约，人们重视法律的制定和施行，是必须遵守的强制规定，它是衡量社会进步的标志。但是，当西方的法律开始运用于中国大地时，它发生了很大改变。就如台湾作家柏杨在其著作《丑陋的中国人》所说的:“中国社会就是一个大染缸，不管什么好东西放入这个染缸，都会变质。”

在中央集权的背景下，法律不再是契约，而是官方推行其意志的一种手段。比如在电影里，计划生育政策刚推行不久，秋菊的丈夫骂了没有儿子的村长，而被村长打了，最后惹出一系列官司，再与现在的二胎政策相比，谁说法律不是官方意志的体现，哪儿还有公民的选择自由呢？

而另一种变质，就是“父母官文化”，在爸爸式的管理下，他们不敢质疑法律的合理性，盲目地认为只要是官方的，必须要遵守。而这种盲目，与教育息息相关，而在“党性教育”的背景下，是不会有正统的法律理念的传授的，遑论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农村了。

而在电影里，秋菊完全是一个法盲，与其说她是在打官司，不如说她靠着“要一个说法的韧劲”，在处处碰壁后，仍然对法律不理解。影片结束，秋菊定格在马路上，望着压着村长的囚车远去，正是这种法盲性质的深动诠释。

《秋菊打官司》是一部真实的现实主义题材电影，反映了上世纪农村治理的种种问题，而这些问题今天仍然还在延续，我们的出路在哪里？或许根本没有路，除非有真正的民主和自由，可是，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，但是，总会到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