若要回首过去的悲惨经历，人们大多会以沉重的叙事和黑白画面来铺垫基调，比如《1942》，比如《辛德勒的名单》。这是寻常之道，灾难本该被还原成为它应有的样子，那画面里，有穷人、有哭诉、有死亡、有手握强权者，有升腾的硝烟和严肃的天空，没有一部悲剧能被演绎成童话，快乐地开始，开心地结束，因为不合人之常情。《美丽人生》是一个例外，其故事的悲剧性不亚于任何一部二战题材的电影，但却是一部伟大的喜剧，让人欢笑让人痛哭，让人钦佩苦难中的人性，能有如此力量，仅仅为了拯救一个孩子的美梦。
罗伯特·贝尼尼，电影的导演和主演，是一个天生的喜剧家，不仅因为他从小就开始登台演出的天分，或是创作中体现的惊人才华，而是他滑稽的长相，那犹如松果一般的脸型，蓬乱的头发像草莓顶端的锯齿状叶片，让人一看就想捧腹大笑。整场电影中，他不曾流露过悲伤，最多只是抱怨几句干活太累，他汗水满面的脸明明已经痛苦扭曲，却依旧用他快乐日子里的语调说着一切，好像这并不是一个惨绝人寰的时代，而只是碰巧遇上了倒霉的事。为了让儿子知道这是一场也许有些艰苦但绝对妙趣横生的旅行，他愿意时刻保持微笑，告诉他若不坚持就得不到坦克大奖了。一场艰难的童话之旅，强权压迫与父爱亲情的较量，残酷中开出的美丽才值得一赏芬芳。
《穿条纹睡衣的男孩》中，二战、集中营、孩子、父亲，同样的题材，也充满强烈的反讽。铁丝网隔开两种阶层，创造了迥异人生。军官的孩子穿过集中营的铁丝网，和他的伙伴一起寻找父亲，却被自己父亲施放的毒气害死，这是一种寻常隐喻，所有恶行终会回报于己。但它不是童话，而是顺势而为的一个比喻，我们或许震撼，却没有美好期望被敲碎的强烈痛楚，因为能预想结局，有所征兆，就已做好了心理准备。
《美丽人生》中，迫害和杀戮的惨烈并未被丝毫隐藏，只是适当弱化，它的黑暗讽刺都隐藏在白色谎言中，在快乐童话里，所有苦难不过是一场过分认真的游戏。从前半段来看，没有耐心的观众可能会以为这又是一部寻常的滑稽剧，灿烂阳光，欢快语调，主角们都带点神经质，圭多是个简单乐观的年轻人，在追求公主的过程中，所有预言和期待都碰巧成了真。然而不祥的预兆从舞会开始，有人在他叔叔的马上涂上绿漆，写着：犹太人的马。
与公主在一起后，他开了一家犹太人书店，走在路上碰见一家看起来很美味的饼店，写着：犹太人与狗不得入内。儿子疑惑：为什么犹太人不得入内呢？圭多轻松地耸耸肩：“Well，他们只是不喜欢犹太人而已，每个人都有所喜恶，你要是不喜欢西班牙人，我们也可以写，西班牙人与马不得入内，或者中国人与驴不得入内，你说呢？”为了儿子的美丽人生，圭多愿意向他解释这世上的一切，像个不知疲倦的小说家，世界都是由他编造。
即便如此，当他从拥挤的火车上被押下来，第一眼看到集中营肮脏潮湿的房间时，他还是震惊了。他眼里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震怒，但随即化作微笑，告诉他的儿子，真棒，我们将要住在这里了。为了让儿子坚持下来，坦克大奖成了信念，只有勇敢聪明的第一名才能得到它。儿子约书亚和《穿条纹睡衣的男孩》里那两个率真的孩子一样，扑闪的明亮眼神充满探索的好奇。
可以理解为什么很多电影要以孩子为主题，因为作为这个世界自然循环里最柔弱的一环，他们代表着期许与可能性，是未来社会的主宰，毁灭他们就是毁灭了自己，压迫他们就是不留后路。所以圭多的呵护分外珍贵，他不仅是守护着孩子，也是守护自己最后的希望。一个疲惫的父亲，他用天生难能可贵的乐观对抗这个强权世界。
村上春树曾说过的一番话。2009年的冬天，他到以色列领取耶路撒冷奖，致辞中，他将强权比喻成高墙，弱者比喻成蛋，他说：假如这里有坚固的高墙，而那里有一撞就碎的蛋，我将永远站在蛋一边。
高墙，不言而喻，轰炸机、炮弹、国家机器；蛋，是平凡无力的人，柔弱的血肉之躯，两者对抗，结局鲜明。不管他们如何错误，他都将坚定地站在蛋一边，何况平凡的蛋并非奸邪之徒，这就是艺术家的人文关怀。村上还说过，一个小说家不管出于何种理由，如果是站在高墙一边撰写作品，那到底还有多少价值？此理同于电影导演。
不同的是，贝尼尼不愿在作品中控诉，没有抒情，没有呼吁，他只是告诉人们，黑暗的时代里也有快乐，尽管战争摧毁了生活，总会有正直温暖的人性在暗处发光发亮。 在高墙下，他只是一颗柔弱的鸡蛋，他的儿子也是，他的妻子也是。
故事的结尾，美国军队开进了集中营，高大威武的坦克停在儿子约书亚的前面，他深蓝眼睛洋溢出光芒。坦克大奖终于如愿开到了面前，他是人生赢家。而他的父亲死在高墙后，被射杀在一条黑的巷道里，没有枪支的镜头集和喷溅的血液，连子弹打出的声音也因为太连贯而显得滑稽，并不是故作高深的一枪毙命。他离开时昂扬的步伐使儿子发笑，约书亚躲在铁柜里，心里默念父亲的话：如果我很久都没有回来，你也不要离开，不要动，直到人都走光了，全都安静了，你再出现，明白吗？
坚持到最后才会胜利。当约书亚长大了，他大概会知道，这世上所有的道理都是能用童话讲出来的，他的父亲，就是最伟大的编织者之一。如果童话不死。
